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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侦查程序中律师作用的现实与实现

浏览次数:7513次 发布时间:2015/12/31 16:12:03 【关闭】 字体:  

  论侦查程序中律师作用的现实与实现作者内蒙古瑞安律师事务所任彦斌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章确定了刑事诉讼中辩护的基本制度及原则。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则是对律师在侦查程序中作用、权利、职责的细化规定,此篇论文以《中华人民共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章及第九十六条为基础,结合笔者作为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现阶段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职责、作用的现状及律师作用的实现,发表拙见。

一、我国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权利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五条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律师的执业活动,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从事下列业务:

(一)向公安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二)会见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

(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四)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第三十六条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记录在案。。通过上述法律、规章的规定可以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所享有的权利及所起的作用可以归纳:①向公安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②会见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④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有不被监听的权利。

二、律师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行使权利、发挥作用的现实状况本人作为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往往应有的律师权利会受到限制,特别是在侦查阶段,现实存在的问题有:

1、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会被看守所指定到有视频摄像、音频录音、会见过程同步被监听的会见室与犯罪嫌疑人交谈。

2、犯罪嫌疑人无论涉嫌何种罪名,律师在会见时必须要经侦查机关批准;侦查机关以各种理由拒绝律师行使会见的权利,如以办案人员不在、过几天就到人民检察院、现在正在侦查律师会见不便等各种理由推诿;

3、律师向侦查机关提交会见函或提出会见申请后,有如石沉大海、会见时间杳无音信、会见时间和次数被非法限制,交谈内容和方式被在场侦查人员无理干预;

4、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出示本人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对律师附加会见时所需法律文件;

5、在律师要求了解涉嫌罪名时,以保密为由予以拒绝。除了上述这些现实的问题以外,我国法律中对于律师权利的规定还同样存在下列问题:

1、我国法律未赋予律师与服务内容相配套的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而仅仅规定了有限的会见权,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罪名和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权利,上述的权利很难使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实质意义的法律服务;

2、申请取保候审的申请很难得到重视和采纳,尽管修改后刑诉法第51条、52条、53条、对依法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符合条件而提出申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们的申请意见被置之不理的情形非常普遍。因此,现实中不恰当地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现象尚为普遍,当律师行使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受到限制或意见未被采纳时,法律没有规定救济途径;

3、对于超期羁押和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现象,律师所提的异议和意见不被重视和采纳。没有细化的法律规定;律师就此发表的合理、合法的意见不被重视和采纳,从而使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刑事诉讼的科学性、文明性和公正性的价值目标受到严重的贱踏;

4、当事人的申诉流于形式。由于侦查人员对于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等二项体现刑事诉讼科学性和文明性的法律原则缺乏理解,而传统、落后、过时的职权主义刑诉观念仍根深蒂固,加上律师服务的力度先天不足,从而致使侦查人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极端不重视,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流于形式。可以说我国法律所赋予的律师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所享有的权利都被办案单位以各种理由、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被办案机关所剥夺。当然随着法制教育的不断深入,办案机关人员法律素质、法律素养的不断提高,这种现状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总体来说侦查程序中律师的作用在现阶段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得到发挥。更鲜有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作用且起到良好法治作用的案例出现。办案机关、办案人员总有一种律师是其对立面的主观思维,往往在办案过程中根本考虑不到或很少考虑到:律师同样是刑事诉讼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律师的工作会对办案单位的办案程序起到推动作用。更有一种思维认为:律师就是在开庭的时候进行法庭辩论的工具,在法庭辩论之前律师是没有用的。就是律师完成了法庭辩论,律师的辩论内容同样也不会被采纳。这种扭曲观点及司法现状的改变与否,是律师作用实现的关键。

三、在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的行使及作用的发挥,应当是对侦查权力的的制衡,要想确保这种制衡的实现即律师作用的实现,我认为应从下列角度出发并着手实施

(一)从现行法律中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与申诉和控告的事实相关的调查取证权利。这种法律上的赋权是符合国际刑事法律文件和司法贯例的。根据《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以及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事司法习惯做法进行了解以后,认为律师诉讼权利的国际标准表现在:从侦查阶段,律师即享有调查取证的任意权,以及其他相关的权利。律师在该阶段享有相应的调查取证权,可以增加犯罪嫌疑人申诉和控告的力度,增加律师法律服务工作实效,有效地与侦查机关制衡,更好地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使刑事诉讼活动一开始便趋向科学性、文明性和公正性。

(二)赋予律师在侦控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的在场权。赋予律师该项诉讼权利是许多法治水平较高的国家所采取的重要刑事诉讼制度。“律师在场权”,任何一位熟悉国外及香港影视的人可能对此并不陌生。它是指刑事案件的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面对国家追诉人员审讯时,享有由律师在场陪同的权利。狭义而言,它是仅指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其辩护律师在场提供法律帮助,辩护律师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有在场的权利。其与沉默权一起构成了被告人制约国家权力,捍卫自身权利的两柄双刃剑,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已经被立法确认。在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的帮助的权利,当警察第一次正式讯问被告人时,当证人对被告人进行辩认时必须有律师在场。法国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自身由辩护律师陪同者,只能由辩护律师在场时讯问等等。但是在我国,律师在场权仍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话题。在当今我国刑事诉讼中,赋予律师该项职业权能,具有以下方面的意义:

(1)可以达到国际刑事诉讼标准,提高我国刑事诉讼的水准;

(2)使立法更趋完善。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赋予律师在侦控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的在场权,可以使立法更加平衡和完善。

(3),可以确保侦控机关调取口供笔录程序的合法性,克服调取口供中逼供、诱供、骗供等现象的出现;

(4)可以确保口供内容的真实性。特别对那些没有阅读核对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律师在场,协助他们核对口供笔录,防止口供笔录被某些不负责任的侦控人员串改,从而导致对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利后果的情况出现。在法律中赋予律师在场权的实际意义更为突出:一方面,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是一个相对封闭、秘密的阶段,侦查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拥有极大决定权和采取相当强制措施的权力,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是占绝对优势的强势群体。尽管这是为查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秩序正常的运作必备的权力配置;但是存在权力就存在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加上受“破案”利益的鼓舞和催化,刑讯等野蛮的侦查手段很可能发生,司法暴力不可能被禁止;而犯罪嫌疑人力量单薄,无法针对各项不利于自己的行为和决定实施有效的影响,因此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状况是最值勘忧的!而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并不将打击犯罪作为其追求的唯一价值目标,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个体性权利,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同样是其题中应有之意.正是出于对每一个涉讼人的人文关怀,赋予犯罪嫌疑人在面临司法讯问时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可以大大改善被告人的处境,增强其有效抵御追诉的能力,使被告人受到公正、人道的对待,防止侦查人员以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使犯罪嫌疑人成为仅仅被用来维持社会治安的“客体”或工具。另一方面,现代刑事诉讼的结构讲求三方组合,控辩之间对立并且制衡,案件真实通过控辩之间的攻守来实现,那么权力的配置必须切合与刑事诉讼功能与目的。侦查机关作为国家追诉机关,其地位享有天然的优越性,而且拥有辨方所不具备的强大的诉讼资源(如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资金调度等)和诉讼权力(强制措施、法定侦查手段):为了保证控辩之间的平衡,辩方必须拥有能对其构成制约的权利,以保证进行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和充分性。律师在场权的设置也是出于加强其辩护权的考虑,让律师在侦查讯问时在场,一是能够充分的了解案情以及控诉方指控的内容、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从而完成辩护工作,为在法庭审判中进行有效的辩护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可以见证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对是否存在司法暴力的情况形成直观的了解:否则,一旦侦查人员采取种种手段迫使被告人“自证其罪”的情况发生,律师在法庭审判中将很难改变那些被告人有罪供述基础上的有罪裁判结论,辩护活动的有效性将大大削弱。

(三)从立法角度完善律师会见权,疏通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渠道。犯罪嫌疑人应有“充分的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与律师会见,并且会见是秘密的,执法人员只能在“视线范围内和听力范围外”进行监督,这样才能确保会见的有效性,因此,法律除了一些特别案件做为例外规定以外,还应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次数不受限制,取消会见审批制度。法律明确规定羁押场所应及时安排会见应,且不能对会见内容限制,更不能搞秘密监控,更重要的是法律应对违反规定的侦查人员给予相应的惩罚措施,以保障规定得到落实。

(四)应从立法角度明确赋予律师辩护人的地位和权利。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但并未确定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而犯罪嫌疑人所享有辩护权利应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应当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职能。《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是对辩护权的一种限制性规定和立法上的缺陷。尽快以法律形式确定律师侦查阶段辩护人资格,是我国真正实现辩护权、切实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明确律师侦查程序中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总之,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法治文明,而一国刑事诉讼的法治、文明程度是法治建设的一面镜子。为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的科学性、文明性和公正性,重视、强化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制衡作用,完善律师的制衡机制,是实现上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关键途径和环节,希望立法、执法机构能够完善我国律师在侦查过程中的权利,并早日落实法律的执行与实施,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法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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